毛振华：消费需求不足矛盾凸显，提升消费能力刻不容缓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4年6月）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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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供给端来展开，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来看，供给端的政策也在持续发挥支撑作用，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改善集中于工业生产的提速，体现出了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的政策效果。在经济运行的需求端，稳增长的政策则长期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重点领域的产业投资，今年1-5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6.68%，约是2019年底的两倍，2019年底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为-1.7%，2023年底则由负转正至4.9%。这些供给端的以及投资端的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层面发挥了支撑作用，但是，投资扩张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扩大终究需要与终端的消费需求形成平衡，否则供需失衡的问题不会缓解，反而会不断积累。从去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来看，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确是在加剧的，表现为价格水平的疲弱和产能利用率的走低，并可能制约后续的投资与生产，有效提振最终消费需求是打破这一矛盾的关键。

一、从投资需求看，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低迷，既受到房地产市场持续收缩影响，也与服务消费需求不足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速水平，1-5月分别同比增长9.6%和6.7%,显著高于4%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水平，但是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则保持低迷。其中，在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基础上，今年前5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同比增长0.1%，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较1-4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为-10.1%，如果剔除掉2020年2月的特殊值，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降至历史新低。在民间投资的投资结构中，房地产投资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调整，民间投资的增长受到了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服务业的占比也较高，当服务消费需求不足时，服务业企业的收益和投资能力也将受到抑制。虽然2023年以来我们看到服务消费出现了较快的恢复性增长，但是如果与常态增长趋势线相比，当前食品、衣着等基础商品消费已经基本恢复至常态，而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服务消费依然显著偏离常态增长趋势线，我们也看到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依然低于2019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民间投资的增长情况能够反映出经济趋势的微妙变化。当前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市场活力欠缺的直接反映，这背后是消费需求不足、市场信心疲软等深层次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企业家的信心得到提振、民间投资能够得到激发，民营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够扩大就业、加大创新，那么就能够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信心层面发挥作用，这也是凯恩斯所讲的宏观经济波动往往来源于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

二、从消费需求看，终端消费增长乏力、价格水平延续低迷

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边际改善，主要来源于“假期”错位的影响，消费改善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观察。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数据显示出一些积极的信号，较4月回升1.4个百分点至3.7%,依然不足4%，相较2019年8%以上的增速水平差距较大。如果进一步的分析，当前的边际增长或主要得益于今年5月份的假期天数较去年多两天，2023年“五一”假期为4月29日至5月3日，今年“五一”假期为5月1日至5月5日。然而，这种由假期错位带来的消费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真正的挑战仍在于如何激发长期的、由内需驱动的消费增长。

房地产销售低迷、相关消费仍偏弱，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问题。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分别为-20.3%和-27.9%，降幅较上年底分别扩大11.8个百分点和21.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持续低迷对装饰装潢、家具、家电等与房地产相关联的消费有着直接的影响。1-5月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处于负增长区间，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仅为3%。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截至今年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6亿平米，库存面积触及历史新高，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下行至7.4亿平米，仍处于历史高点附近。5月17日新一轮支持房地产的政策出炉，包括拟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但当前来看政策效果依然有限，消化房地产库存需要一轮长期的过程。然而，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仍然建议通过扩大房地产投资来实现GDP增速目标，这一建议显然既不符合供需均衡理论，也不符合当下显著供需失衡的现实。

消费持续低迷加大了实现3%左右的通胀目标难度。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物价水平近两年的持续低迷状态也引起了广泛关注，2023年我国CPI同比增长0.2%,今年1-5月CPI仅同比增长0.1%，PPI则持续负增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居民消费价格的预期涨幅在3%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一提法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即政策目标从过去长期的“防通胀”转为“防通缩”。如果要实现防通缩的目标，仅仅通过旧有的在供给端与投资端发力的政策，将遇到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巨大制约，生产的越多、生产的效率越高，价格水平反而可能将会更加低迷，而价格水平低迷则会通过“降低企业利润率-减少投资和就业-削减消费-价格水平更加低迷”的路径形成负向循环。

三、从进出口需求来看，内需不足将使得经济运行更加依赖于外需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完善程度以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安全问题”的凸显对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构成了新的挑战。对于企业而言，可能对于“安全”的考量超越了对于“利益”的衡量，政治与地缘冲突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权重增加。4月份我参加了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会上美方企业家提出，当政治超越经济、安全超越利益时，企业和企业家只能服从政治和安全，对于利润或利益的考虑只能退居其次。

在外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企业适时出海不失为良策。在逆全球化风险抬升、大国博弈基调不改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在全球供给博弈中寻找新的出路，减少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领域，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在国内需求不足难以短期缓解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将更加依赖于外需，而欧美等经济体的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可能将对国内经济形成更大的扰动。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大面积出海，通过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运营，积累的海外资产规模持续扩大，GNI（国民总收入）不断上升,过去三十年间日本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足1%，但日本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对于稳定企业发展、稳定日本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应加大鼓励企业“出海”的力度，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既有助于分散国内的经济风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当然在推动企业出海的过程中，需要对投资目的地进行审慎选择。对于政治和经济风险较高的国家，企业应更加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与此同时，加强与友好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合作，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

四、当前改善终端消费需求的几点建议 

减10万亿基建、增10万亿消费补贴，是推动经济重启正向循环的关键。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其中不仅包括当前的实际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两者共同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当前经济政策在消费端的发力相对薄弱，而这恰恰是推动经济重新启动正向循环的关键所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和措施仍然集中在帮助企业扩大生产，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依然集中在支撑与提升基建投资，这些措施和政策皆未能直接触及最终消费者。“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主要是消费时点的前置，也可能会带来后续消费的再次收缩。我想再次建议，向居民分批发放10万亿元消费券。当前基建投资效率已经边际放缓甚至为负的背景下，10万亿规模的基建投资对于拉动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不高。经过论证，减少10万亿基建、扩大10万亿的消费补贴对于经济的提振效果更为明显。

除“保交楼”外，暂停房地产与土地新增供给，推动房地产去库存，同时加大在消费端稳地产的政策力度。对土地和房地产新增供给的限制有助于稳定房地产的价格信号。除此之外，我认为在房地产政策的制定中，也应更加关注房地产的消费端。例如，推动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落地见效，不应仅将资金用作购买房产作为储备，而应与房地产的重组和风险消化相结合。对于房地产企业，特别是那些面临清盘风险的企业，政府的介入应当注重市场风险的消化，而不是在于救助企业“老板”。政府也可以通过提供额外的补贴来刺激购房需求，补贴政策的目的是调动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当前房价已经出现显著回落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补贴，鼓励更多的居民进入购房市场，将观望的资金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动。通过动员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有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也有利于加快消化现有的房地产库存。

关注房地产持续收缩下的建筑行业风险。建筑业的运营状况和房地产业休戚相关，尤其是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民营建筑企业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许多建筑企业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而选择退出市场，这种退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到相关的投资者和项目，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建筑工人等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国有大型建筑企业虽然相对稳定，但也面临着风险，尤其是在政府PPP项目中，政府履约率低可能导致这些企业面临资金回收困难的问题，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财务状况和持续经营能力。

发挥中央政府在风险化解中的作用，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提高政府在保障民生、提振消费领域的投入与支出。在经济处于逆周期、跨周期的阶段，政府应承担起稳定经济的责任，一方面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比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刺激和公共投资项目来启动市场，为建筑业提供一定公共需求，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下，中央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责任。我想再次呼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的债务结构，中央政府应通过发行国债来吸纳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高风险的非经营性债务，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转移到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信用和融资能力来降低债务成本。此外，中央政府在保障民生、提振消费方面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例如探索通过发行国债来为消费补贴的发放进行融资，等等。我相信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最终能够实现稳定预期、稳住信心的目标。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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